也说“自由知识分子”

      作者：留白                        内容摘要
            “自由知识分子”往往游离于政治权力实体之外，他们只倾听内心的呼声，而不受制于任何功利的（哪怕它冠冕堂皇）、先验的、强势的教条式真理或行政指令的干预和驱使。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那样，他们随时准备向一切虚伪、教条、强权和不尊重说“不”。他们自尊、敏感、倔强、孤独，唯一愿意和能够拥抱的，只是自己的灵魂。他们又悲悯、真诚、善良，骨子里或许还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


            　　一
            　　“自由知识分子”是近些年频繁亮相的一个词。乍一看，它不过就是“自由”和“知识分子”的排列组合，似乎热爱自由的知识分子皆可归入此列，但事实上并非那么简单。只有理清了“自由”和“知识分子”这两个概念的内涵，才有可能抵达这个词的本质。
            　　第一个把“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的是严复。他在翻译穆勒的《论自由》时，深恐国人误会自由“为放肆、为淫佚、为无法、为无礼”，于是煞费苦心地将书名译为《群己权界论》，且给自由下了个“经典定义”，曰：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任何他愿意做的事情，但必须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界限。马、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里描绘未来的理想社会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以这么说，自由作为一种“天赋人权”，是人类一切精神追求的原始起点，也是一切社会革命本应抵达的终点。
            　　“知识分子”一词也是舶来品。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特产“士”，作为西方“知识分子”概念的对应物，认为二者有很大程度上的内在同一性。但是，根据他的“知识分子”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有知识的人”，而是一方面维护“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精神”的“社会的良心”的这一具体界定，则二者的“嫁接”，便露出些规不中矩、帽小头大的不和谐甚或荒诞来。别的不说，如上所述的“人类的基本价值”，对我国古代“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们来说，就不在“常识”范围之内；要他们对超出“社稷民生”之外的其他价值表现出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来，更是谈何容易！所以，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走的是“祖传”下来的平和冲淡的老路，只要你有一门或多门专业知识，就可忝列其中，至于是否关心时政，是否忧国忧民，统统可以忽略不计。如此以来，根据人口比例，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数，自然是“老子天下第一”了。
            　　然而，如果在“知识分子”前面冠以“自由”二字，则某种至为尖锐、不容调和的“本质规定性”便凸显而出。“自由知识分子”只能是这样一种人：作为个体，他必须具有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具有在一切外在压力面前坚守自己认定的价值判断的勇气；同时，他又并不自外于群体和“类”，并以自己的主观努力，推动外部世界和“类”的整体改善与进步，从而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还有一点是必须的，即“自由知识分子”往往游离于政治权力实体之外，他们只倾听内心的呼声，而不受制于任何功利的（哪怕它冠冕堂皇）、先验的、强势的教条式真理或行政指令的干预和驱使。就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那样，他们随时准备向一切虚伪、教条、强权和不尊重说“不”。他们自尊、敏感、倔强、孤独，唯一愿意和能够拥抱的，只是自己的灵魂。他们又悲悯、真诚、善良，骨子里或许还有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据此标准，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实在如孔乙己在咸亨酒店所言：“多乎哉，不多也。”即以自由主义思潮引进以后的近百年而论，能当此称的又有几人呢？蔡元培、鲁迅、马寅初、陈寅恪、储安平、顾准、张中晓、王小波……名单短得让人泄气，他们的遭际与结局更凄凉得让人揪心。
            　　何以至此？原因很简单，一言以蔽之，就在于“自由主义并不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李慎之语）。换言之，文化专制主义盛行的国度，从来就是遏制自由思想的盐碱地，葬送独立人格的沼泽甚或雷池。
            　　二
            　　一个问题随之而来：我国古代到底有无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呢？
            　　这个问题的提出看似荒诞，其实不然。人在文明进程中深层结构的共通性、基本诉求的超越时空的“互文性”或曰“暗合”，早已在许多领域得到证明。窃以为，“自由知识分子”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有“区间”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扮演类似角色的人物，只不过因历史的局限，其面目、程度、纯粹性各不相同而已。即便是在君权至上、宗法森严的古代中国，也不例外。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固然是可笑的，但认为其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孕育、萌芽、发展到成熟的“渐变”过程，恐怕就绝不是玩笑。
            　　例子虽不是俯拾皆是，总算还有。比如战国时期的庄子，就可算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胚胎。从他的《逍遥游》里，我们不是看到了一个自由心灵的缓慢飞升么？而那句“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惊世之言，则更是非具有自由精神者不敢道哉。尽管庄子的某些篇什（如《说剑》），偶尔也会像老子一样，流露出几分“天子智囊”的得意来，但比起其他诸子的“向日葵”做派，还是尊严了许多。
            　　两汉时期，董仲舒“独尊儒术”，大肆鼓吹“天人感应”的歪理邪说以为统治者张目，一时腐儒优伶盛行。然而，在烦琐经学和谶纬迷信的夹缝里，还是出现了像桓谭、王充这样追求真理的思想家。排除先入之见的自由思想就像磐石下的种子，再恶劣的环境也挡不住它的萌芽，破土。
            　　及至魏晋南北朝，社会动荡，经学崩溃，人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进入了宗白华先生所谓“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崇尚自由，纵情适志成为魏晋之际最为显著的时代特征。不过，当支流成为主流，异端成为时尚之后，支流的平民意识和异端的革命质素便得到消解，服食、谈玄、品藻、任诞等一旦成为上流社会的时髦和显示身份的标志，自由，便堕落为掩饰灵魂贫弱与苍白的遮羞布，成为自私的同义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一切自外俗世、洁身自好的隐士、名士，充其量只能算是个人自由的追求者，而与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大异其趣甚至泾渭分明。
            　　只有嵇康是个例外。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达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激越，从“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的呐喊到“七不堪”、“二不可”的宣言，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真正的礼教叛逆、自由斗士的伟岸身影。嵇康和与他齐名的阮籍不一样，他对司马氏集团的反抗是毫不妥协的。他曾在极端危险的处境中，两次拒绝司马昭的征召，直到被构陷杀头，他都没有露出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当阮籍含垢忍辱为司马昭炮制那篇肉麻的《劝进文》时，嵇康却选择了一条“向死而生”的不归路。陈寅恪先生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嵇康的可贵也正在于他敢用生命来捍卫他所追求的自由。难怪鲁迅要集数年之力辑校《嵇康集》，也难怪鲁迅的性格与嵇康那么像。可以这么说，我国古代史演进到嵇康的时代，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知识分子”已经发育成熟，并在当代就得到人们的尊重。嵇康临刑前，三千太学生联名上书要求免其死罪，并请他作他们的导师一事，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沿着历史的长河顺流而下，我们会看到封建专制的主干道上，越来越多地闪现出航标各异、绚丽不殊的自由思想者的桅杆和帆影。东晋的淘潜以“采菊东篱下”、“戴月荷锄归”的躬耕实践反拨着世俗的龌龊与荒谬，南北朝时的范缜以一句“神者形之用”（《神灭论》）的议论击溃了以梁武帝为首的庸俗神学一手遮天的统治。以今天的眼光看来，梁武帝组织七十多位文士与范缜论辩试图“以理服人”的做法还是可贵难能的，值得后来的当权者提倡和发扬；不过论辩的结果仍旧无情地昭示了真理本身从不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游戏规则，更不会在权势者的“杀威棒”下“低下高贵的头”。再往后，如果说盛唐的李白和北宋的苏轼在张扬的自我之外，躁动的灵魂仍跳不出孔孟如来的“手掌心”的话，那么，到了徐渭和李贽的时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异端精神就成为其个体生命的一种自觉需求和无悔选择。尤其是李贽，他对“童心”的倡导，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假道学的批判，对自然人性的真诚呼唤，无一不闪烁着自由思想的光芒。降及晚清，天才卓著的龚自珍敏锐地嗅出了封建王朝的末世腐臭，先知式地发出了“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的世纪之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自称：“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试想，如果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龚自珍能写出那样极富时空穿透力的风雷文字吗？
            　　说到这里，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似乎已没有纠缠下去的必要了。我的结论是：“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是近百年才有的，但“自由知识分子”却是古已有之，只不过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古今“自由知识分子”在理念、道路和命运遭际诸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差异而已。
            　　三
            　　“五四”以后，随着自由主义观念的深入人心，“自由知识分子”开始以群体的姿态出现。虽然其中的大部分人最终归属了某个“阵营”，但他们在实践和理论上积累的经验仍然是一笔相当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里有必要一提的是1946年创刊的《观察》杂志。这个会聚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民营刊物，实在让半个世纪后的自由爱好者“拍案惊奇”。它的创办人储安平说：“我们平日的职业，就是议论政治。”我们想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可见，在20世纪中叶，“自由知识分子”已经达到了相当程度的群体自觉。青年学者谢泳在经过了审慎的研究之后断言：“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在当时是对的，今天也没错。”不幸的是，《观察》依旧没有逃脱被执政者（国民党政府）“封杀”的厄运，许多人在后半生不得不把“自由”贱价出卖。事情就是这么古怪：执政者虽也知道“单靠接吻是生不出孩子的”（特瓦尔多夫斯基语），但这些“以知识分子的方式传播自由思想”的书生还是让他们本能地害怕。
            　　所有的专制者都难免心虚，从《观察》的遭遇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建国后，特别是“文革”及其以前的二十年间，由于人所共知的的原因，知识分子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自由思想的火种被文化专制主义的风暴荡涤殆尽。那真是一段万马齐喑、不堪回首的黑暗岁月！……好在多年以后，还是有一些足可告慰昨天、以谢后人的名字“浮出海面”：陈寅恪、顾准、张中晓，也许还应加上遇罗克和张志新……回忆是容易的，总结也是容易的，但回忆和总结究竟能载负多大的真实？萨特说：“除了行动，没有真实。”我不知道，究竟还要付出多少代价，我们这个被奴役数千年的民族，才能明白生命的最终价值不是别的，而是自由这个真谛？为什么总是要等到风平浪静，我们才敢去赞美那些不畏风暴、搏击长空的海燕呢？仔细想想，这未尝不是一种“奇耻大辱”！
            　　1997年4月11日，一位最具现代意义的“自由思想家”离开了人世。他，就是王小波。王小波的死，成了这个世纪中国知识界的最后一个神话。在物质崇拜愈演愈烈、人文精神无城可守的九十年代，王小波的两支笔（杂文和小说）让世人大刮其目：原来人还可以这样活着，原来自由的灵魂可以使一个平凡的生命美若天仙！在我看来，王小波是一位举重若轻的文章大师，他的文章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浅入深出”，因此几乎篇篇都可做寓言读。更重要的是，他有一种真正悲天悯人的情怀（而不是作秀），他的理性和幽默有着水一样的质地：朴实，剔透，却不无力量。读他的文字，你会产生一个幻觉：这个人压根儿没死，也根本不可能会死！
            　　然而，肉体的王小波的确是死了；比起前人，心脏病突发还算是善终。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死得恰到好处。中国历来有敬畏死人的传统，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我们总是在追悼会的悼词里，才能听到一个人的价值。王小波的死，给许多活着的人提供了一次重新审视自我、确定人生坐标的机会。哈姆雷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而现在更大的问题是：怎样活着？王小波曾自叹他开始得太晚了，但对许许多多后来者来说，毕竟已经有了开始。一扇门关闭了，无数的窗子开启了——王小波的意义正在于此，我想。
            　　最后，我还想说一句，“自由知识分子”的未来是值得我们共同关注的，他们的生存状况取决于社会的文明程度和每个人的良知。爱因斯坦说的好：“我所理解的自由是这样的社会条件——个人不会因为发表了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主张而遭受危险和严重的损害。”从另一角度说，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对那些敢说真话和“不”的人报以足够的宽容和理解，那么这个社会是值得尊敬的。就凭这句话，作为科学家的爱因斯坦完全可以站在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列而毫无愧色。
            　　——往者已矣！站在两个世纪的交接点上，让我们祈祷：噩梦醒来是早晨。

1946年创刊的《观察》杂志。这个会聚了有史以来最多的“自由知识分子”的民营刊物，实在让半个世纪后的自由爱好者“拍案惊奇”。它的创办人储安平说：“我们平日的职业，就是议论政治。”我们想做的是一种“影响思想的工作”，“我们的目的乃在替国家培养一点自由思想的种子，因为我们替国家培养这种‘种子’，就是替国家培养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