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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女研究生之死

http://www.yantai3.com 2009-12-20 18:36:47 烟台百姓网

在层出不穷的高校自杀案件中,2009年11月26日杨元元之死也许是最新的一个注脚。为争取让母亲合法地与自己同住研究生宿舍,母亲眼中一向独立、性格倔强的杨元元,在与校方的摩擦中却将自己推向了绝路。贫寒的家境,对母亲的歉疚,“知识不能改变命运”的悲观情绪,宿舍争端事件,一系列细小的事件演绎了怎样一个逻辑,从而使这个湖北籍的女研究生,甘愿结束自己的生命?

杨元元是半蹲着自杀的。

这个姿势意味着,只要她站起来,就会避免死亡。

但她没有。

2009年11月26日凌晨,这位30岁的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09级研究生,用这种在外人看来极度决绝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上海南汇区警方,确认了杨元元自杀死亡这一事实。

在她死亡后的半个多月时间里,杨家与校方,就杨元元遗体火化和校方责任归属问题展开了谈判。12月15日,在上海市南汇中心医院停留了半个多月的杨元元,在亲人、上海海事大学领导和同学朋友的送别下,终于火化,但双方仍未就赔偿条件和校方有无过错等达成协议。

杨元元的死亡看似并无特别异常的征兆。开学后的几个月还没有学业上的压力,但这个湖北籍的研一女生一直为一件小事而奔波:她想替母亲望瑞玲在学生宿舍里申请一个床位,以使母亲能合法地与她同住一室,但这一申请最终被校方拒绝。自杀前两天,杨元元和母亲搬到了校方帮忙找到的出租房里。

望瑞玲事后回忆,自杀前一天的清晨,和她同住海事小区出租房的杨元元,突然在被窝里坐了起来,喃喃自语:“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自杀的“罗密欧”

11月25日深夜11时,在隔壁宿舍里排练完戏剧《罗密欧与茱莉叶》后,杨元元回到了自己的宿舍506室。虽然已是深夜,但此刻宿舍里只有她一人。早在一个多月前,她的室友为照顾杨家母女,向校方申请调离。

也许,杨元元并不想参加这样的排练,她已跟母亲望瑞玲抱怨过好几次,而之前的迎新晚会、系里的篮球赛,她也没有参加。但这次不行,这是作业,要用话剧来展示语言的魅力。杨元元扮演罗密欧,戏剧的结尾是,美少年用自杀成全了爱情。

漫漫长夜,没人知道在她自杀死亡的前夕,杨元元到底想了些什么。

次日清晨7时—杨元元和母亲在第三食堂吃早饭的固定时间,杨元元没有出现。带着一种不详的预感,望瑞玲来到了女儿所住的24号宿舍楼,开始寻找女儿。

寻找的经过校方和望瑞玲各执一词,无从判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早晨8时44分,一男宿管员和望瑞玲一起上了楼,宿管员打开了房门,但里面空无一人。“没有(人)呢。”宿管员话音未落,望瑞玲透过卫生间百叶窗,一眼看到了女儿的双脚。她当即意识到,女儿可能已经出事了。

卫生间的门已被反锁,混乱中,维修工赶来了。门被打开的瞬间,望瑞玲看到杨元元半蹲在洗手台前,一条毛巾接一条枕巾,一头系在洗手洗浴喷头的挂钩上,一头勒在女儿脖子上。尽管女儿脸色看起来平静,但母亲的心里不由自主地发慌,她本能地尖叫起来:“快救人啊!”

在那一刻,望瑞玲说她几乎失去了视觉和听觉。无数人影在她面前晃动,她依稀看见有人拿剪刀剪开勒住女儿脖子的毛巾,听到旁边的人喊“还有心跳”,有人开始给杨元元做人工呼吸。

但一切为时已晚。

在武大的日子

11月26日杨元元的死亡,距她到上海海事大学攻读研究生,还不足70天。

杨元元去世后,“这里(上海海事大学)跟武大完全不一样”成了望瑞玲反复嘀咕的话。

杨元元6岁时父亲逝世,弟弟杨平平(化名)才4岁。一家三口从此相依为命,靠着望瑞玲在湖北枝江县国营四零四厂做保卫、每月400元的微薄收入生活。家境虽然极度贫寒,但令望瑞玲欣慰的是,杨元元和杨平平的成绩一直出类拔萃,考试很少掉出过班里前三名。杨元元尤其懂事,很小的时候家里顿顿吃馒头蘸酱,偶然遇上吃菜的日子,她总会吃几口就停下来,留给弟弟和母亲。

1998年,杨元元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专业,并获得了武汉大学颁发的1000元奖学金。两年后,杨平平也考上了这所湖北省重点大学。但也就在这2000年,望瑞玲所在的工厂倒闭,随着工厂拆迁,他们一家三口生活其中的工厂宿舍也被强行拆除。如果要换新房,则需交3万元,对靠亲戚和社会捐助才缴完杨平平大学学费的这个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于是,望瑞玲办理了内退,来到了儿女们求学的武汉大学。

杨元元将家庭困难写到了给武大的申请上。很快,她的求助有了回音,武大经管院专门给望瑞玲和杨元元安排了一间宿舍。

为赚些生活费,望瑞玲开始做起了小买卖,她在宿舍楼里卖卤蛋,卖圆珠笔……虽然校规并不允许,但武大还是默许了她的行为,而学生们也体谅她们母女的不易,经常去她那里买东西。杨元元则在考上大学那年就参加了勤工俭学,她每天给武大的食堂打扫卫生,每月有200元的补助。

空闲的时候,望瑞玲会去食堂找女儿,然后母女俩一起在食堂扫地擦桌,说说笑笑;她也会去看望儿子,每次都受到杨平平室友的热情招待。

这段日子,成为杨家最温馨的时光。

也许正是因为这段回忆过于美好,杨元元的大学同学李平(化名),始终不信她竟会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杨去世后,李平找到了杨家的亲戚,给杨家留下了2000元钱。

在李平眼中,武大期间的杨元元外向而开朗。作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杨元元经常组织各种活动,平时大家有事,她也会热心地帮忙。虽然杨元元大多数时间跟妈妈在一起,但母女俩跟同学的关系都不错。

2002年,杨元元大学毕业。此时她还欠着学校近4000元的费用,于是武大扣下了她的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杨平平说,由于没有两证,杨元元找工作并不像其他同学那般顺利。她做过英语老师和客服代表,但一段时间后都辞了职。2005年,杨元元和几个朋友每人出资几千元,想创办一本类似《知音》的杂志,由于对媒体行业缺乏认知及对市场需求了解不足,这本杂志最终胎死腹中。之后,杨元元也去过沿海城市找工作,但最后还是回到了武汉,靠做家教,同母亲一起摆地摊、卖鞋垫袜子维持生活。母女俩住在武大老师为他们提供的一间月租300元的房子里。

2007年,杨元元还清了助学贷款,拿回了毕业证和学位证,但她没有找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选择继续跟母亲一起摆地摊,做家教赚钱。“每次看着她们在桂园(武大宿舍楼)摆摊,我总觉得心里发酸。”杨平平的同学puki毕业后留在武大读研,一直跟杨元元一家保持联系。他在武大论坛珞珈山水发帖回忆,他曾劝杨元元先工作,但她执意不肯,并解释说,目前的收入跟本科生相比没太大差别。

在她的大学同学和研究生同学的印象中,杨元元似乎一直都与母亲一起,两人同进同出同寝。杨元元也一直没有谈恋爱,望瑞玲说,女儿似乎并没有恋爱的动机,她也觉得“分分合合吵吵闹闹没多大意思”,因此并不催促。不过,母女俩在家时喜欢看湖北卫视的一档相亲节目,望瑞玲有时就会指着电视对女儿说:“你看,这个还蛮适合你的。”已是“大龄女青年”的杨元元这时就会嗔怪母亲:“瞎说!”

宿舍申请事件

在puki眼里,尽管条件艰苦,但杨家一片和睦。有时候杨平平回来,杨家就会喊上他去吃饭,一家人说说笑笑,十分亲密。在摆摊的日子里,杨元元和母亲还收养了一只流浪猫,一直喂养到她们离开武汉。这两年,随着在北大读博士的杨平平即将毕业,他们都相信,生活即将会好起来。

的确,杨家生活正逐渐朝好的方向转变。2008年,杨平平还清助学贷款,本来预计博士要延期的他,也确定在2010年7月能毕业。望瑞玲的退休金也提高了,从2000年时的400多元涨到了900多元;而七年下来,杨元元也开始“略有积蓄”。

2008年时,杨元元告诉弟弟自己想继续深造,杨平平表示支持。最终,她选择了上海海事大学的海商法专业。作出这个选择,一是因为这个专业公费的机会较大且就业前景相当不错,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年轻时在上海工作过四年的望瑞玲非常喜欢这座城市。

2009年4月,杨元元顺利考入上海海事大学海商法专业。她的录取通知书,也是puki帮忙领取的—母女俩住的地方太差,根本无法收取信件。puki记得,那天杨元元很高兴,还特意留他在家吃饭。席上,三人谈论了以后到上海怎么生活,杨元元高兴地说,母亲会跟自己一起去上海读书。到时候,母亲会找一份零工,而自己会继续勤工俭学。

9月12日,望瑞玲跟着杨元元来到了上海海事大学,一起住进了研究生宿舍。望瑞玲承认,她从未想过与女儿分开生活,而女儿也并未表示出厌烦,她们的计划是,与武大时代一样,向上海海事大学递交申请,为母女俩争取一间宿舍。

申请是9月16日递上去的,接受申请的辅导员吴志毅记得,这个学生很沉默地来到她面前,交上申请后一句话未说就走了。

出乎母女俩意料的是,她们的申请遭到了拒绝,校方只承诺帮助她们在校外租房。于是,望瑞玲便在女儿宿舍里住了下来,每天杨元元上完课后就陪着母亲吃饭、散步,最后一同回到宿舍就寝。宿管员最初对母女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与杨元元同室的女生徐某搬离,校方被惊动。

校方说,徐某因为无法忍受与杨元元及其母共宿的生活,向学校递了更换宿舍的申请。但望瑞玲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她说,徐某并没有嫌弃她们母女,还经常买吃的带给她们,并很快成为杨元元在学校里最好的朋友。后来,徐某发现其他宿舍有空的铺位,为了照顾她们母女,便主动搬了出去。

宿管员开始劝杨母搬出宿舍。

杨元元找到校方,再次申请分配床位,但她再次遭到了拒绝。不过,校方答应帮她安排勤工俭学的机会。很快,吴志毅告诉杨元元,从12月份起她可以做学校网站的助理编辑,每月补贴320元。

杨元元并不甘心,她继续找学校领导协商,但次次失望而归。她们与校方的矛盾就在搬与不搬中逐渐发酵:她们开始跟宿管员有了争执,学校开始一次次地提醒她们尽快搬出去。

在这些摩擦中,杨元元的情绪逐渐崩溃。

“能省一点是一点。”杨母木然地陈述着不肯租房的理由。多年的贫困生活已使母女俩的节俭习惯成为一种本能的反应。

杨元元和母亲一直共用一部手机。今年4月,杨元元为了咨询相关读研事情买了一张50元的手机充值卡,但直到她离开这个世界,她都还没有用完里面的钱。而当这个手机放在望瑞玲身上的时候,她几乎是不用它的。每次找杨元元,她要么让老师打电话,要么让同学打电话。甚至在“直觉女儿可能出事”的那天早晨,杨母也没有动用手机拨打徐某的电话,而是走到了上海海事大学3号校门处,让保安拨通了同学的电话。

“这里跟武大不一样,来了之后就后悔了。”望瑞玲念叨着。她说,上海的物价贵,杨元元的存折上只有不到1万元的积蓄,而学校不允许她免费住学生宿舍,在校园里做“小生意”。

杨元元也很难融入到她的研究生同学中去。她的大部分同学都比她小六七岁,何况她还带着一个须臾不离的母亲。杨元元出事后,她的研究生同学能想起的印象大多如出一辙:“低调、勤奋,不太跟人交往,每次上课会坐第一排,课后会去图书馆。”

居住问题久久不能解决,母亲也逐渐发现女儿变得沉默而焦虑。以前,她们会一起看电视,看《今日说法》节目,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但那些天,杨元元除了上课,很少说话。

而在这之前,杨元元至少是乐观的。她递给校方的申请里这样写着:“世间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乎,不为则易者亦难矣。最困难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都已经经历了,还有什么会令人畏惧,令人退缩呢。”

死亡之旅

杨元元的焦虑从11月21日开始升级。

之前一天,学校停止了一个多月对杨元元的规劝,正式要求望瑞玲在21日早晨8时前搬离学生宿舍。此前学校帮她们联系了一间月租450元的房子,这本来已获得了杨家母女的同意,但21日搬家那天临时出了些意外—当天正是星期六,房东在上海市区,要下周一才回到学校。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杨元元并未因这一临时变故重新去找宿管员,请求让母亲再借宿一晚,而是选择了在一家电影院里落脚。买票后,她和母亲在里面呆了一夜。

第二天晚上的住宿依然是个问题。寻思再三,杨元元对母亲说,要不就去住学校的招待所吧。望瑞玲坚决不同意,她舍不得花上那50元钱。望瑞玲对女儿说,你先回去,我会再找那个电影院的。杨元元不放心母亲一人,却也架不住她的催促,回到了宿舍。

这一晚,望瑞玲坐在学校的大礼堂前,吹了一夜的风。

23日周一时,杨元元拿到了房子钥匙。晚上,她带着母亲一起寻找。坐落在上海临港新城的上海海事大学因为面积太大而显得有些空旷,杨元元和母亲走了好久才找到房子所在的小区。打开房门,房间冰冷而简陋,水泥的地面,只有一张桌子放在中央,甚至连煤气都没有开通。

望瑞玲说,当时杨元元就哭了,说对不起母亲。晚上,母女俩把被褥铺在地上,凑合了一宿。

对姐姐和母亲面临的窘境,身在深圳的杨平平并不知情。事发后,杨平平对此追悔莫及。杨平平说,姐姐一向都很独立,心中的喜怒哀乐从不向他倾诉,每次联系,她总是表示一切很好。25日他跟姐姐还有短信来往,对于这次的宿舍争执,姐姐只是稍微提了几句,而母亲也没有多说。

望瑞玲说,她对儿子一向采取报喜不报忧的策略,在发给杨平平的短信中,她轻描淡写地说租到了房子。“挺大的,还可以看海。”

租到房子后,杨元元并没有回到宿舍居住,而是继续跟母亲住在一处。25日清晨,杨元元突然在被窝里坐了起来,喃喃自语:“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随后,她和母亲说:“地上好冷,我去找学校,我们还是要住回学校宿舍去。”

望瑞玲让她放弃这个想法,既然已经有了房子,还是把心思放在学业上,毕业后找份好工作就行了。元元没说话,望瑞玲有些担心女儿,因为女儿性格一向执拗,比如在大学期间,她固执地不肯申请助学贷款,而用了缓交学费的方式,这导致她在毕业时“双证”被扣。

25日这天,上海出现了很久未见的暖阳。杨元元没有课,母女俩到学校买了些馒头和咸菜,走回出租屋吃饭、聊天。杨元元告诉母亲,现在后悔当初上大学时没有报考师范类专业,那些当初成绩没有自己好的同学,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上海教书,收入很高,反观自己现在却过得很不好。“努力有什么用?”杨元元反复说着这句话。她反复跟望瑞玲道歉,说没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如今回想起女儿当初的那些话,望瑞玲觉得从那时候起女儿就已经崩溃了。她很后悔没有及早对女儿进行关心,不过她又觉得,即使当时发现了什么,在她这样连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仍需解决的人眼里,也很快会被忽略。

杨元元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带母亲回宿舍洗了个澡。之后,她说自己要排练话剧,让母亲回去住,不用等她。

这是10年来,她唯一一次没跟母亲住在一起。而在同一天,给姐姐发完短信的杨平平还特意在QQ上留言,说明年春节让母亲到深圳去,到时他会在深圳的关外租套房子。

杨平平再也等不来姐姐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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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母亲,宿舍,大学,女儿,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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